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人们多将“质、文、野、史”分别释为：质朴、有文采、粗野、虚浮。
“质”，本义是抵押，用人或者物来做保证，如《左传·隐公三年》：“故周郑交质”。后引申出本质，朴实，目标，刑具等义项；“文”，本义是纹身、纹饰，后来引申出华美、有文采，文化、文字、文章，掩饰等等义项。“文”“质”对举，文学上常用来指两种情况：一指语言风格，即语言有文采与质朴。二指形式与内容。可以肯定的是，“文”“质”对举时的两种含义是对应的，没有“有文采”对应“内容”而“质朴”对应“形式”的情形。将孔子的君子之论以文学理论来阐释不得不说是后世注家在注解本章时犯下的原则错误。
《淮南子·缪称》说：“怀情抱质，天弗能杀，地弗能霾也。”情、质对举，都是名词，是指真实的情感与天生的品德。《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亦有“怀情抱质兮，独无匹兮”之句，无疑是言屈原的情感、品德独一无二。
孔子于本章论述君子应有的品德，故这里的文、质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而将“文”、“质”看作形容词，分别指人有文采、质朴实属不当，其根本错误就在于以文学理论来阐释伦理道德。
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论语·颜渊》）
这里的“质”以“直”来形容，自然是名词，指的是士之秉性，是人的内在品德。《论语·颜渊》中还说：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这里，更明确是说君子“质”与“文”，且以脱毛的虎豹皮与犬羊皮为例，以“皮”喻“质”，以“毛”喻“文”，所以，“质”“文”分别是指君子的天生品德与后天修养无疑。
汉代董仲舒对文、质的论述较为丰富。他的文、质观点可以概括如下：质指内在实质，文指外在表现。质通过一定的文而呈现，文必然是质的表现形式，两者互为表里。“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春秋繁露·玉杯》）董仲舒把人的道德品质、理想追求比拟为质，所依靠的物质条件及表现形式比拟为文。这段话意思是说：文能使质更加显著地显示出来，而文又必须以质为基础才有意义，质和文同时具备才可以成为礼法。如果质和文相分离而各行其事，那你我之间又如何来区分。如果二者不可得兼，则宁取质而不取文。他在评价人物时说：“贤愚在于质，不在于文。”(《春秋繁露·考功名》）对于礼仪制度他也持相似的态度，“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春秋繁露·竹林》）董仲舒认为礼的本质是仁，其礼法是对仁的文饰，礼法的实行如果失去了仁的根本，那么礼法就完全可以摒弃。宋明以后的儒学思想家都是持文质相依存而发挥作用的观点，程子说：“礼逊有节，非威仪则不行；尊卑有序，非物采则无别，文之与质，相须而不可缺也。”(《二程集“粹言”论道》）朱熹说：“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则质乃礼之本也。”(《四书集注》）王夫之说：“而智礼，文也；仁义，质也。文者迹著而撰微，质者迹微而撰著；固并行而无衰王之差矣。”(《读四书大全说》）他认为孟子所讲的仁、义、礼、智“四端”是质与文的统一，质与文相协调是王朝统治的根本。
由此而看，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内，“质”实是指人天生的品德，而“文”则是指后天的修养，二者同为一体，共同体现着一个人的德行。
“胜”，传统的理解为“胜过”，其实这是误解。联系《礼记·表记》中孔子的话：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
不难理解，孔子在分析虞夏、商周的得失时指出，前两朝是文不胜质，后两朝是质不胜文。这段话里，孔子的意思很明显是指虞夏、商周都是“文”与“质”不相符。前者是文不符质，后者是质不符文，二者的“文”与“质”都是两张皮，各不相当。“不胜其敝”不能释为殷周的治理方式致使其衰败，因为如果视纣、厉为亡国之因，那么，夏桀之道“寡怨于民”又如何说得通？若以舜、禹为虞、夏之道，那么，殷、周之道就应是指汤、武之道，所以说“不胜其敝”应解为殷周的治理方式与其衰败不相符合，这样，“胜”的意思实为“相符合”“相称”“当得起”。而这个含义恰恰是“胜”字的本义。《说文》释“胜，任也”。《尔雅》释“胜，克也”。“胜”为“相称”， “质胜文”即质与其文“相称”；“文胜质”即文与其质“相称”。此种用法，《诠赋》篇亦有之，曰：“丽辞雅义，符采相胜”。此言虽论文学，但“胜”字用法相同。詹瑛《文心雕龙义证》：“'相胜’，谓相称。”《国语·晋语四》：“秦伯谓其大夫曰：'为礼而不终，耻也；中不胜貌，耻也。’”徐元诰（1878-1955)解：“胜，当为称。中不称貌，情貌相违。”并引汪远孙曰：“《易·下系》：'吉凶者，贞胜者也。’《释文》姚本作'贞称’”。又引《考工记·弓人》：“角不胜干，干不胜筋。郑注云：故书'胜’或作'称’。古'胜’与'称’通也。”《礼记·学记》：“良弓之子，必学为箕”，郑玄注：“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者，仍见其家挠角干也。挠角干者，其材宜调，调乃三体相胜，有似于为杨柳之箕。”其中“三体相胜”即“三体相称”。
“野”，野外的风景、郊外，引申为旷野，田野，偏僻之地等，再引申为粗鄙、不受束缚，质朴、不加修饰等。
“史”，本义是做事，引申义是史官，佐吏、历史、史籍、文辞等。这里指像史官那样加工凝练。历来学者一般都误会这个“史”是虚浮之意，是贬义。
这一理解，最早见于韩非子说：“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韩非子·难言》）后世据此理解为：“如果口齿伶俐，富于文采，就会被认为是史官。”东汉包咸注云：“史者，文多而质少。”南朝皇侃《论语义疏》则说：“史，记书史也。史书多虚华无实，妄语欺诈，言人若为事，多饰少实则如书史也。”王充则把那种“能雕琢文书”的人称为“史匠”(《论衡·量知》)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史》则称：“史官参加宗教活动，他所作的媚神之词，总难免华而不实，是文胜质的。”（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故杨伯峻先生释该句为：“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杨伯峻《论语译注》）如此多名家的解释基本上都是沿着同样的思路。
“史”无论指称史官还是史书，将其理解为贬义的“虚浮”是明显的误读。孔子自己虽不是史官，但也修过《春秋》，他对史官一直持有正面态度，却从未见其有贬词。在某种程度上，孔子对“文”的强调见诸史册，如“其旨远，其词文”(《易经·系辞传下》),“言之无文，行之不远”“非文词不为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可见，孔子至少是一贯将“文”与“质”视为同等重要的。
而在东汉班固提出“实录”说之前，直笔是史官的传统。无论是西周史事的记载，还是战国乃至秦汉的史书记载，均较为简洁，甚至可以说惜字如金，罕有长篇大论，更少繁华之词。《左传》记载，晋国太史董狐所书的“赵盾弑其君”，齐国太史记下的“崔杼弑其君”，都是寥寥数字而已。孔子身处春秋之世，不可能不知道史官这一传统，《春秋》作为鲁史，所记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总字数才一万六千多字。“微言大义”四个字足以说明一切。其实，对史书的评价出现“文”“质”分离高下的看法，是后世才有的观念。如晋代范頵等上表论荐《三国志》云：陈寿作《三国志》,“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晋书·陈寿传》)。可见后世的解释脱离了先秦的史官文化背景，是据当今时代来理解“史”。
此时再回看《韩非子》，其《难言》中的“史”字也并非史官之“史”，因为在“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之后，紧接着一句是“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很明显，这里，“史”与“鄙”是对举的。
鄙，是周代地方组织单位之一，五百家为一鄙，周制每县五鄙。释为郊外、边远之处。这与“野”的本义是郊外、田野几乎一致。韩非子距孔子时代不远，他同样理解史官的特殊地位和传统，亦不可能赋予“史”以贬义。而联系《韩非子·难言》的上下文，更容易发现，“史”并非华而不实的意思：
言顺比滑泽，洋洋细绷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
“难言”的本意是特指在古代社会里臣子向君主进言之困难。韩非子一开始即列举了向君主进言的各种困难：
你的话和顺流畅、洋洋洒洒，他说是华而不实；……你敏捷善辩、文采斐然，他认为你故作高雅；你放弃文采，质朴陈言，他认为你粗鄙低俗；你援引诗书，称效古代，他认为你在掉书袋。
算起来，韩非子所称之“言难”有十二种，其中，第一“难”就是“华而不实”,而“史”是其中的另一种。很明显，这就排除了“史”是“华而不实”的意思。尽管以上论述的是文学上的语言风格，但足以证明“史”并非是贬义的华而不实、虚浮。
回到《论语》，孔子虽然是为了解释什么是君子，将“史”与“野”对举，意在说明君子要具备“文质彬彬”的特点，但他绝不是将“史”赋予贬义，相反，他是将“史”看作一种高高在上的角色。
古代的史出于巫，巫史不分。巫是沟通天人的使者，是天人之间的桥梁、纽带。巫史分途后，史仍然带有严格的天命色彩。作为巫的一类，史的最早职责就是占卜、祭祀。因此，在夏、商、周三代，史官的地位非常崇高，他们或者充当君主的老师，或作为军队将领的顾问，“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都离不开巫史的身影，他们得到君主、大臣和民众的尊崇。中国古代典籍《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中都有“史”的记载。《礼记·玉藻》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君臣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载入史书。正是因为这样，古代早期的史官都非常重视记载国事和君王的言行。后来，在神到人的权力交替过程中，史官虽然不再参与军国大事，但依然是国家的文化宗教首脑，而且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一种世袭的官职，如《左传》记载的齐国太史三兄弟，西汉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最早给后世留下深刻影响的史书是鲁国的《春秋》，孔子立下大功，“笔则笔，削则削”。司马迁的史官地位虽然不如先秦，但其父亲依然可以作为太史跟随汉武帝泰山封禅。
与处于边远山间地位低下的“野”相比，“史”明显高居庙堂之上，二者形成鲜明的高下对比、雅俗之分。一个未加修饰朴素自然，一个加工凝练简明高雅。基于先秦史官的文化传统，并结合“胜”的相符义，孔子“文胜质则史”的“史”无疑当作正面的肯定，故理解为今人所谓的凝练高雅才是正解，而绝不能理解为贬低史官的“虚浮不实”。
综上所述，本章应整体翻译为：孔子说：“天生品德合于后天修养，是朴实初具；后天修养合于天生品德，则文雅渐成。修养、品德二者兼备，方可称其为君子。”
说明：本篇观点、内容源自刘绪义《“文胜质则史”正解》（《文史知识》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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